40岁的郭刚堂又要上路了。12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骑坏了七八辆摩托车，废弃了20多条轮胎，花费逾30万元。他，不是传说中的驴友，而是一个被拐孩子的父亲。
1997年9月21日，两岁半的儿子郭振(郭新振)被一个年轻女人从村里拐走，1998年下半年，郭刚堂骑上摩托车离开聊城的家。带着一麻袋工艺葫芦、两面印有郭振照片的寻子旗，边卖葫芦边找儿子，从28岁找到40岁，但一切都是徒劳。
4月1日下午，在北京卖了两个月的葫芦后，郭刚堂拿着车票，背着两个编织袋和塞满资料的黑色挎包，打算先返回聊城的家，安顿好父母妻儿，检修好摩托车，再次启程。按计划，这次他将把中国地图上除台湾以外的地区一一走遍。
郭刚堂的挎包里塞着地图、笔记本、几个塑料文件袋，袋里装着1997年当地公安局给郭振立案时发的公告，一摞各地父母找寻子女的寻人启事，报道拐卖儿童案件的期刊报纸……很多文件都因时间久远而变脆、泛黄。
他掏出一份印于2000年的寻子启事，10年前，他把这份文件印了8万份，送到全国各地的警务区、派出所，寄希望于那些“思想境界较高，也是职责所在”的人能替他留心。
如今，他指望更多的是自己。一个密密麻麻写满字的“线索本”上，记录着郭刚堂从各地破获打拐案的新闻报道中挖出的线索，以及一些热心人主动向他提供的线索。“哪里解救了被拐的孩子，我就根据地址、哪个人办的案，去当地找。警察急于结案，有的解救几个孩子就不再往下做了，我就想办法循着线索追下去。”
12年来，郭刚堂在地图上标注的红点，遍布新疆、西藏、青海和台湾以外的各省市区。
路途漫长而危险。2009年6月17日的寻子日记里，他记录道：“摩托车一个侧翻把我摔出去约6、7米远，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双手抱头，只是把头盔前面的玻璃摔碎了，没有伤到头部”；2009年7月6日：“拐弯处，一声刺耳的刹车声突然从身后传来，一辆大卡车在我的身后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苍天啊，你再一次叫死神和我擦肩而过，一定也是在帮我叫我完成寻找郭振的使命。”
有朋友看见他在睡梦中浑身发抖，他解释说“就是心里的一种恐惧”。春节前那次寻子归来，“把肋骨摔开了，反正体外伤根本不算什么，关键是，我心里面痛。”
郭振还没有消息，郭刚堂已帮7个孩子找到家人。
打拐屡打不绝，家长互助寻子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仅2008年一年，全世界被拐卖人口高达260万，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最暴利的犯罪之一，其年利润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贩卖。
在中国，儿童买方市场规模庞大，造成这一情况的深层社会原因，如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尚不健全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所导致的“养儿防老”需求、法律规定的欠缺等短时间内很难根本消除。利益诱惑下，拐卖这一无本万利的“生意”屡打不绝。
今年1月19日，北京海淀区一个2岁男孩被一名男子用大衣裹住后乘另一人的三轮车离开；3月12日，趁其父亲不注意，一个在北京儿童医院输液的4岁女孩被人贩子抱走。两个孩子先后被警方救回，但相继出现的拐卖案件发生在全国大力打拐一段时间之后，发生在首都北京，这足以警醒人们拐卖犯罪行为猖獗，要时刻看好自己的孩子。
“没有好的解决渠道”，家长们“自发组建起”各地的寻子联盟，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宝贝回家等公益团体应时而生。
到这个月30日，“宝贝回家寻子网”开通已整整三年。这个如今拥有两万志愿者的网站为失踪儿童父母提供免费的寻人帮助，致力于搭建信息沟通的平台，被视为民间组织与公权机构合作的成功样本。至4月4日，这里已有110个被拐宝贝回了家。有人从中看到希望，有家长说：“我觉得我的孩子也在排队，只是不知道他排在第几号。”
但公益组织的力量毕竟有限，真正被寄予厚望的始终是有关部门。
一些积极变化正在发生，例如儿童失踪后24小时内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得到纠正。去年公安部明确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接到儿童失踪报警必须第一时间立为刑事案件。
“推行到下面，关键是推行到下面去”，失踪儿童丁丁的爸爸有些激动地强调。2008年向警方报案要求出警时，他被告知“在家等着吧，万一你孩子回来了，我们不是白出警了。”
需要专门的队伍，专门的经费
4月1日，郭刚堂回聊城这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下称《意见》)。这份郭刚堂口中“意义当然大，意义很大”的《意见》是有关部门祭出的又一打拐重锤，也是郭刚堂这回上路寻子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准备沿途宣传这一《意见》，也将自己多年寻子的经验教训与各地父母分享。
一年前的4月9日，公安部召开电话会议，动员部署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随后，各地迅速刮起“打拐旋风”。截至今年2月23日，全国3550起拐卖儿童案件告破，4466名被拐儿童得到解救。
“专项打拐不可能年年有，去年那么大力度，今年可能还要加大力度，但不可能到2011年还这样”，这是郭刚堂的判断；“宝贝回家”网站发起人张宝艳也在发愁，“我觉得打拐应该有一个专门的队伍，有一个专门的经费保障。”
拐卖儿童的案件涉及跨省市调查，需要人员和费用的有效保障，经费困难致使一些地方警察不愿接案，不愿去查。另一方面，目前指挥、协调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的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仅有3个人员有编制，全国仅有四川、云南两省设有打拐科，很多地方打拐的警员都是临时调配的。
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表示：“打拐专项行动宣布结束时，我们会建立一套打拐的日常工作机制，就是长效机制。包括从立案到接报案，怎么处置，怎么摸排采选，因此不用太担心专项行动结束后会影响打击力度。”
无论如何，现在的形势还算不错，郭刚堂急着上路了。
“我年龄一天比一天大，还能折腾多少时间？再做一年两年，把这个事做到人力最大限度，要是还找不回来，我也就信命了，我就慢慢等。我不能再跑了，我父母已经70多岁，还在饭店里打工，我老婆跟我结婚这么多年，就结婚时花了147块钱买了件上衣，到现在也没穿过什么新衣服……”
“保持对拐卖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
对话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
1.自2009年4月9日公安部部署开展打拐专项行动至今，已有一年，进展如何？
答：总体而言，全国打拐专项行动进展顺利，成效明显。公安部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切实加大打拐工作力度。
2.如何看待最近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答：《意见》在打拐法律保障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随着拐卖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一些原有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出现了不适应，《意见》对长期以来困扰打拐工作的法律问题作出调整，全面加大了对拐卖犯罪的打击力度。
比如，当前拐卖犯罪的一个特点是跨区域大范围流窜作案，涉及地域很广，团伙成员众多。按以前管辖规定要由一个地方来管辖，受警力和经费的制约，打击难度就很大。《意见》中规定：“相对固定的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别在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实施某一环节的犯罪行为，犯罪所跨地域较广，全案集中管辖有困难的，可以由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的司法机关对不同犯罪分子分别实施的拐出、中转和拐入犯罪行为分别管辖。”这样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再如，对打击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和出卖亲生子女牟利的行为，过去规定比较笼统，司法实践中被判处刑罚的不多。《意见》中明确7种情形下要追究买主责任，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牟利原则上也要追究刑事责任。
3.下一步打拐方面新的方向是？
答：今年主要是两方面任务。一方面，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反拐行动计划，建立健全预防拐卖机制。另一方面，要采取有力措施继续深化全国打拐专项行动，认真落实《意见》，抓获更多人贩子，解救更多被拐妇女儿童，切实加大对拐卖犯罪打击力度，研究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安机关打拐长效工作机制，始终保持对拐卖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
令人唏嘘的真实故事：为寻子帮人贩子家种地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没人能说清楚，在中国究竟有多少像郭刚堂这样找寻孩子的父母，但据2007年凤凰卫视报道，全国每年约有20万儿童失踪，仍没有放弃寻找的案件逾60万，能找回的孩子寥寥无几。
另外一个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指出，全国约有100万-150万流浪未成年人，其中一部分正是被拐儿童。
相较这些巨大的数据，郭刚堂认为自己所在的群体所得到的关注实在太少；而在这种情况下，相较另一些苦寻孩子的父母，郭刚堂在某些方面几乎被视为是“幸运”的：他的寻子行动一度得到各地媒体的关注，2000年郭家次子郭新伟的诞生，则令整个家庭有了复苏的希望。
4月4日，来自河北、陕西、广西、广东等地的十位父母举着寻子海报站在北京天坛公园西门附近，其中有郑小伟的父亲，2006年夏天他的儿子在天坛一带失踪。“我现在43岁，媳妇也40多，也做手术了，就这一个孩子。我媳妇天天在家哭，我整天活也干不下去，出来找心情还好点，不找，根本没法活。”
“没有没下过跪的，没有没经过骗的”，下跪、得病、受骗、倾家荡产……有些父母被骗，是为寻求一种麻醉剂式的安慰，“就是愿意给人骗那样子”，好像相信了，就真的是自己的孩子。广西莫鸿涛的妈妈在孩子失踪后的两年来，将寻子启事上的酬金从已经“很难拿出来”的5000元，不断提升，直至远超过家庭支付能力的20万，“我愿意卖肾，只要找到我儿子。”
目前，公益寻人网站“宝贝回家”上，注册寻子的家长有3800多例。每天都与这些家长打交道的网站发起人张宝艳说，一个孩子被拐，毁掉的是一整个家族。
诸多悲伤的故事在这个绝望已极的群体里一再发生。
桂林男孩蒋铮被湖南龙山县一个潜逃在外的人贩子拐走，蒋铮的妈妈和奶奶打探出人贩子的家，跨省前往。春天给他们家种地，秋天去帮着秋收，过年去给人贩子的父亲和孩子送礼送红包，只为感动这家人，如果和人贩子取得联系，能帮着问问孩子被卖到了哪里。
他们在人贩子家地里种下的希望，至今颗粒无收。事情没有进展，蒋铮的奶奶一病不起，离开了人世。
有的母亲疯了，有的父亲死去。但更悲哀的或许是活着的、还在找寻的父母。“宝贝，爸爸老了……真不知道还能找你多少年。”2009年写下这些话时，瑶云生寻子已有16年，妻子过世也已16年，孩子瑶晖今年该20岁了。
“大姐，我就一直恨我自己。我怎么就没有勇气去死，我怎么就不像人家能疯掉？”一些人向张宝艳倾诉。“有时候我们觉得太惨了，他死了他疯了，但可能没死没疯的家长反而很羡慕他们。”（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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