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女子监狱,同为母亲，拐卖儿童女犯却视幼小生命为商品 拐卖儿童犯罪曾让无数家庭陷入绝望。2009年4月至2012年底，公安部共摧毁约1.1万多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解救5.4万余名儿童。去年3月8日，《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发布，提出要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该行动计划出台一周年之际，记者走进广东省女子监狱，采访因拐卖儿童入狱的女犯群体，从犯罪人的角度审视拐卖儿童问题。这里的150多名女犯犯罪情节触目惊心，更让人惊心的是，被采访的犯人均认为自己是“做好事，替人传续香火”，法律意识极度淡漠。 文/记者徐一斐（服刑人员均为化名） “职业媒人”申建花：“他们没仔生，我只是做好人” 4年倒卖19男婴 获利一万四 《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的行为之一的行为。其中，出卖行为是定罪关键。哪怕参与部分环节，犯罪嫌疑人即可以拐卖儿童罪论处。资料显示，警方调查出从人贩子到买家的利益链条最多可达十几环，即一个被拐儿童可经十几个人手才能到达最终买家手中。 现年55岁的申建花对这十几环中的“中转”一环特别熟悉。申建花生长于云浮郁南，与广西苍梧、岑溪交界。从1998年10月到2002年7月近4年间，她和16名同案人一起，时分时合，与广西人贩子相勾结，共拐卖刚出生的男婴34名，并造成3名男婴至今无法解救。其中，申建花参与拐卖男婴19名，案发后她被判死缓。 1998年，“没田耕”的申建花在街边的肠粉店打零工，偶遇熟人向她抱怨“没仔生”，并打听哪里有小男孩可以抱养。申建花向“认识较多人”的朋友打听，得知这名朋友在广西有熟人，手上有合适的男婴。 那是一个1岁多的男孩，“生父生母都已经不在了”。在申建花的牵线搭桥下，广西的“熟人”抱着孩子来到郁南，将他送到“想要儿子”的夫妻手中。作为感谢，这对夫妻给申建花包了500元的红包。也是从这时开始，申建花和广西的人贩子搭上了头。 之后，申建花能找到小男婴的消息在郁南县城暗暗传开。时不时有“没仔生”、“想要儿子”的夫妻找上门，申建花就直接或间接地向广西那边传达有人想“抱儿子”的信息，人贩子找到合适的孩子后，送到郁南完成交易。 “穷地方，小孩没东西吃，他们的父母就愿意把小孩‘送人’。”申建花操着极不顺畅的普通话回应“为什么可以找到这么多男婴”的问题。这个蹩脚的说辞是当年人贩子告诉她，再由她告诉买家的。 申建花在拐卖利益链条中扮演的角色有个专门的名词，叫“职业媒人”。职业媒人是买方特有的环节，通常是人贩子和买家完成交易的最后一环。这些职业媒人消息灵通，对当地各家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多为上了点年纪的女人，负责交换买家需求和贩卖信息。大多数的交易，最后是通过职业媒人完成的。职业媒人通常通过拿红包获利。 生意做熟络之后，申建花发展了自己的下家，由下家去找买家。申建花说，很多被介绍来的买家她都不清楚身份，“谈好了价钱就行”；那些小孩最后去了哪里，“我不知道”。 不到4年间，有19名男婴和父母亲分离，经申建花之手进入另一个家庭。她透露，一个男婴起价8000元，她通过拿红包共获利14300元，平均每个男婴753元。在申建花的同案人中，有人参与拐卖23名男婴，获利4300元，每个男婴仅187元。 即使在狱中过了十余年时光，申建花仍强调她没有卖小孩，“我只是拿了个红包而已”。入狱前育有两子的她说，在郁南，一个家庭一定要有儿子，要“传宗接代”。“我只是做件好事，帮人延续香火。” 农妇周红：“帮人传香火是积德” 帮失足女卖子 5年拐卖7儿童 先后拐卖7名儿童的周红对自己的行为也抱着这种认知。现年53岁的周红和同案犯结成6人团伙，于1999年到2004年间先后在河源市连平县等地拐卖儿童。案发后周红被判无期，于2005年1月入狱。 1999年底，同村熟人找到在东莞卖衣服的周红，说自己生不出孩子，托她帮忙抱养一个。周红后找到了一对生养四五个小孩但无力抚养的夫妻，这对夫妻让她带走了自己3岁的儿子。牵线成功后，周红得了同村人四五百元的红包。 这个未进过课堂、当时生有两女一子的妇人先后帮失足怀孕的打工少女、孩子6个月大但养不起的湖南夫妻卖掉了自己的孩子。“都是同村的没有生育的人找到我，不帮他们，情面上过不去。”当时周红觉得自己是帮人“传香火”，是积德的事情。直到被抓才知道自己犯了法。 周红谈起自己的三个孩子，忍不住流下了泪水：“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疼惜孩子的母亲和拐卖儿童的女人，两个角色在她身上共存着。 这种状态，常见于广东省女子监狱150余名因拐卖儿童入狱的犯人身上。据统计，这些女犯年龄30岁以上的占90.8%，绝大多数入狱时已为人母。她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低下，小学以下含文盲的人超过七成，法律意识淡薄。她们多生长于贫困地区，“传宗接代”的传统伦理思想在当地有很大话语权。 妈妈李玲：“他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是拐卖呢？” 感情破裂后 卖掉亲生儿 据201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等4单位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在广东省女子监狱中，出卖亲生子女的犯人有6名，生于1994年的李玲是其中之一。籍贯广东普宁南径镇的李玲自小没有父母亲，由奶奶抚养长大。2012年底，她与丈夫罗斌（化名）相识并摆酒完婚。2013年春节后，李玲与丈夫感情开始出现裂痕，此时她已怀孕4个月。因两人争执激烈，李玲搬回娘家。她想过打胎，但被奶奶劝阻：“第一次怀孕就打掉，以后就很难怀上了。” 没有工作的李玲试图让罗斌支付一部分抚养费用。她打电话给罗斌说：“要散可以，你准备怎么赔偿我？”听到“赔偿”的罗斌之后再也没有跟她通过电话，即使路上碰到，罗斌也当作没看见她。 跟罗斌肯定要分开，自己也没有工作，李玲便萌生了在孩子出生后将其卖给他人抚养的想法。她通过叔父联系上一对想抱养孩子的夫妻。2013年7月17日，李玲产下一子。5天后，抱养婴儿的人给孩子做过体检后，与李玲现场谈妥了婴儿的价钱72000元。李玲从中拿出4800元给抱养的人，说是给孩子的奶粉钱。事后她还拿出2000元，酬谢自己的叔父。 罗斌知道此事后，立刻报案。孩子被追回交给父亲抚养，李玲被判刑三年。入狱不到3个月的李玲接受采访时，心情仍未能平复。“孩子去别人家，会比跟我过得好。他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是拐卖呢？” 记者手记 生命尊严 不容践踏 促使我去进行这次采访和写作的，是一位父亲的回忆。儿子刚不见的时候，这位父亲到处疯找。他说：“当地有个风俗，人死后不是埋进土里，而是拣些骨头，放在缸一样的大罐子里，盖上盖子；再砌个小屋，把一家人的罐子放在一处。”而当时山上那些罐子，他说他几乎全都一个个打开过，往里边看，用手摸，生怕小孩被人藏里边。儿子失踪第一年，他的妻子精神失常，后两人变卖家产，买了辆小面包车到全国各地寻子。 我是想说，孩子是这些家庭捧在掌心的宝，失了就是难以承受的伤。在拐卖人的眼里，孩子不过是货物、是商品。而那些出卖亲生子女的父母亲，则将子女当作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变卖。 拐卖儿童在某些地区成气候、屡禁不止有很多原因：传统伦理思想落后、法律意识淡漠、预防和打击力度不够、利益驱动等，但不容忽视的是，不少人缺乏对儿童生命尊严的承认和重视，忽视了生命不能买卖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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