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在乌鲁木齐市救助管理站，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啪”地一声，一名被暂时收留的流浪汉拍响了灯。灯光下，这名流浪汉坐在地上，胡乱挥舞着手臂。
“他之前是个职业乞讨者，双腿残疾，受不了寒冷才到我们这里。”乌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科科长王志洪说。“我过完冬天就走，不告诉你们我家在哪儿，别想把我送回家。”流浪汉自顾自地说道。
看着他，王志洪无奈地说：“工作人员对他的劝导完全不起作用，只能让他住在这里。救助工作必须遵循自愿受助原则，如果到明年春天他还是坚持这个态度，我们只能看着他再次出去流浪。”
不断行走的“候鸟”
据王志洪介绍，像这名流浪汉一样的被救助人员，乌市救助站每年都会接收许多，他们在天气暖和时四处乞讨，天冷时便到救助站过冬，仿佛候鸟一样，在城市和救助站之间来回迁徙。“最多时，这样的流浪汉占据全部收留人员的一半，比如现在，全站共收留38人，其中19人是这样的‘熟客’。”王志洪说。
老闫就是这19名“熟客”之一，今年是他第二年到救助站过冬。和救助站中的其他被救助人员相比，老闫很另类，他并非乞讨者，也不捡垃圾度日，而是打零工维持生计。老闫说，他并不想接受救助站的帮助，他对自己的定义是：一个想找到回家路的人。
另类的老闫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吸口烟，老闫打开了话匣子。
今年55岁的老闫，两年前离家出走，原因很简单“只是单纯地想出来走走”，但说话时，脸上的神色却极不自然。老闫说，
他从家中走出几十公里后，遇到了一个好心司机将他拉到了乌市。因为没带身份证，老闫在乌市只能打零工维持生计，“但是我觉得很自由，很舒服。”
大概半年后，“自由”的老闫开始想家了，但这时的他怎么也想不起回家的路了。“我向警方求助过，但是我忘了身份证号，也不知道家庭住址，只知道家是在一片戈壁滩里，民警帮我查了几次也没查到，我就灰心了，也不想再麻烦别人。”老闫说。
为了想起回家的路，老闫开始试着凭记忆徒步寻找，“走上几十公里，发现不对，就返回来，第二天再换个方向走”，就在这样一次次的折返中，老闫彻底迷失了方向。
长时间孤独地行走让老闫变得固执，越是找不到方向，他越要去寻找，并拒绝接受帮助。他已经不是简单地寻家了，他把不断的行走当成了一种“修行”。
“自己种下的因，必须要自己了结。如果不是因为我身体差了，熬不过寒冬，我也不会到救助站来。等明年天气转暖，我一定会离开这里，继续上路。”老闫固执地说，这也让工作人员很无奈，不知道老闫如此“春去冬来”的循环，何时终结。
“候鸟”与“无脚鸟”
“老闫这样的流浪人员，一直都是救助工作中的难题，他们在扛不住的时候会向我们求助，但街头还有许多流浪人员，根本不愿意踏进救助站的门。”12月17日，乌市救助管理站救助工作组组长陈志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当晚23时，记者跟随工作组走上街头，见证了流浪人员对救助工作的抵触。
在友好商场附近的地下通道，一位身着单衣的流浪歌手冻得瑟瑟发抖，没有音响，没有麦克风，他只是用沙哑的嗓子唱着，脚边，是一小堆零钱。
工作人员问他是否需要帮助，这名流浪歌手表示自己有过夜的地方，挣的钱也够吃，拒绝救助。
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广场附近的一家银行门口，两名流浪汉正喝着白酒，围着一个小火炉取暖。见到救助人员，他们连连摆手，称不愿意去救助站。
“救助站里有吃有喝，能洗澡、看电视，为什么不去呢”记者问其中一名年纪较大的男子。
“那里不自由，不能随意出入。”对方回答。
见记者还要再问，男子索性喝了一口酒，晃着手里的酒瓶说：“打个比方说，我爱喝酒，到了救助站，能喝吗我在这里帮别人店铺打扫卫生，每天还能挣点零花钱，我想吃什么就买什么，自食其力，在救助站是轻松，但我跟个废人一样什么都干不了，还有什么意思”
这名男子说，以前在火车站附近的桥下，有很多流浪人员，大家晚上有时会聚在一起，生火取暖，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说着各自的故事，那种自由的感觉，是救助站给不了的。
见两人都不愿接受救助，工作人员只得从车上拿下两件崭新的军大衣和两床被褥送给他们，并留下联系电话，一再嘱咐如需帮助，就立刻联系救助站。
据陈志军介绍，从2008年开始，乌市各救助站转变思路，开始实施“暖心行动”，在定期的街头巡视中，对不愿意接受救助的流浪人员，工作人员会给他们送上棉被、大衣等御寒物品。“救助工作不能强迫，他们不愿意来救助站，我们只能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帮助。”
民间救助组织或是良方
免费，还吃喝不愁，为什么流浪人员还对救助站如此抵制记者采访了乌鲁木齐市熙康心理服务中心主任高明学，他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流浪人员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对国家的救助政策并不了解，认为被救助就是被严厉管教，因此他们会感到恐惧，继而抵触救助。”高明学说。
此外，流浪人员长期在外漂泊，心理上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加上已经习惯了自由和独立的生活，而救助站里的群居生活和行为规范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我接触过的流浪人员内心大多充满矛盾，会感到无奈，甚至会心灵扭曲。他们没有钱，但对生活满怀憧憬；他们也想过体面的生活，却对一切约束怀有敌意。这就导致当代流浪乞讨群体经常表现出一种并不反社会，但也不健康并伴有诡异、无序迁徙、无视社会规则、越轨等边缘人格特征。流浪乞讨人员的这种边缘人格的发生与其生成人群长期被远离、被排斥、被忽视、被遗忘有关。”高明学说。
对此，高明学建议，城市救助管理站应加强宣传：“不仅仅是面对正常人群的常规宣传，更重要的是对流浪人员的宣传，将救助站的概况和细节讲解得越详尽越好，让他们对救助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另外，鼓励支持民间救助组织的发展也是一个解决办法，“因为相对于政府官方机构，民间组织的亲民性更高一些，也更容易被流浪人员接受。”高明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