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渠近照 乌蒙山抓捕归来，陈士渠和工作人员一起享用煮方便面。 2011年12月，陈士渠到福利院看望被解救儿童。 李祥 一个月前，公安部指挥河南、云南、四川、山东、广西等11省区警方同步开展抓捕解救行动，成功摧毁一特大拐卖犯罪网络，贺某某、闫某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作为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的国航知音卡粗略描绘了他的打拐路程和行踪：仅去年出差就137天，这还没有算上乘坐其他航空公司航班和乘火车出行。 2007年12月，公安部在刑事侦查局成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陈士渠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开始了他的打拐生涯：主持起草国家反拐行动计划，组织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健全完善打拐日常工作机制，探索利用微博创新打拐反拐工作，成为全国粉丝最多的公务人员之一…… 6年打拐，有10万余名妇女儿童得到解救。工作中，陈士渠接触到很多被拐孩子的父母—有14年来一直骑着摩托车寻找自己被拐孩子、行程40多万公里、骑坏了9辆摩托车、不找回孩子就绝不罢休的郭刚堂；有一直随身带着女儿失踪时背过的书包、特别想念女儿的时候就把女儿写的一篇作文拿出来读的王春艳…… 感慨于骨肉离散和家人团聚的故事，陈士渠在微博上改写了一首苏轼词《江城子·打拐》：“十年生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亲情，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全国公安齐给力，擒贼返，送子归，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忘却年年断肠处，圆破镜，乐天伦。”2011年，陈士渠38岁生日那天，他在微博上写道：“我的生日愿望：天下无拐！” 对一个父亲的承诺 2011年10月25日，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广场上，虽然下着小雨，却还是有上千名群众聚集到这里。正在举行的是2011年4月9日立案的特大系列拐卖儿童案件被解救儿童的认亲仪式。遵义警方不但抓获了一干犯罪嫌疑人，还带着15名被拐儿童回来认亲。 台下焦急等待的父母中，刘世刚的身份普通而特殊：他是受害者之一，却又因为他的一条微博，引起了公安部打拐办公室主任陈士渠的注意，从而开始了长达半年涉及5省的追捕和搜救行动，然后是持续至今的让“微博打拐”照进现实的故事。 当刘世刚看到陈士渠抱着儿子小宁出现在一群身穿制服的人中间时，这个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他带着妻子急匆匆上前。小宁在陈士渠的怀里很安稳，看到爸爸妈妈却下意识地扭过头去倚在陈的肩膀上。陈和孩子说了几句话，一旁的刘世刚低下头，使劲擦拭泪水，堂堂男儿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1年9个月后，被拐卖的小宁终于见到了父母，同时也经历了普通人一辈子都不一定会遇到的颠沛流离。 这是刘世刚第一次见到陈士渠。半年里，他们只是在网络上联络。此时此刻，有谁还会想到陈士渠及打拐公安干警几个月前破案毫无头绪的窘境呢？ 刘世刚是个小生意人，没什么文化，但却很精明。然而，3岁半的儿子小宁2010年1月11日在遵义红花岗一带“人间蒸发”后，他的生活彻底崩溃。随后，这个小生意人就成了被拐儿童家长到贵州省政府门口上访的领头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找回小宁，他时时刻刻都在留意周围的一切，扫描着可能发现的空间。 2010年12月12日，新浪微博又迎来一个新用户。陈士渠实名注册，并发表了第一条微博：“周日加班，开通新浪微博。今后动态随时上传。欢迎关注。”这条发于周日的微博，如蝴蝶的翅膀，扇起了巨大的效应。 陈士渠的微博很快就被寻子心切的刘世刚找到。不会用汉语拼音发信息，刘世刚就买了一部有手写功能的手机，并学会了手机上网。2011年4月，刘世刚通过微博联系上了陈士渠。 “您好，近段时间以来，贵州省遵义市两城区相继发生儿童被拐卖案件。为了得到您的帮助，让失去子女的父母不再伤心绝望，现特向您反映情况。” 陈士渠回复：“一个个详情发给我。”并连发了3遍：“要尽快！”随后，陈士渠拨通了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打拐负责人邓俊的电话。对方的回复是：确有此事，已经立案，但破案有难度。 为了尽快查明真相，陈士渠安排好手头工作后就匆匆南下到了贵州。听取遵义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汇报后，陈士渠带领专案组工作人员直奔现场勘查。“我们走访了很多地方，发现嫌疑人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妇女，体态偏胖，遵义口音。这个人很狡猾，都是在人多的市场把孩子抱走。” 协调会后，遵义市把2010年以来发生的14起拐卖儿童案件，串并为“2011.4.09”系列拐卖儿童案件进行侦办。公安部将此案列为2011年打拐一号督办案件。 事与愿违。尽管此后的6月8日，公安部将此案列为督办案件，但所有案件留下的线索仅仅是一段段非常模糊的视频。“工作组把所有截屏都复制下来，调查嫌疑人真实身份。”由于遵义市交通不便，犯罪嫌疑人抱走孩子后很可能坐长途车流窜，所以陈士渠指挥严密排查发案当天长途车站的监控。“全城布控，快速反应。”陈士渠说这话时并不轻松，“严防嫌疑人再次作案。” 与此同时，陈士渠几乎每天都收到刘世刚的私信：“近期，遵义丢的孩子已经有十几个了，丢孩子的父母望眼欲穿。”陈士渠的回信很简短：“理解。会把你孩子找回来。” 一瞬，哪怕有一个摄像头照清楚犯罪嫌疑人的面貌，专案组就能狠狠抓住这根稻草。 临近10月，案件依然没有突破性进展。陈士渠赴奥地利参加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会议前依然持续关注此案。本以为离开之前也许依然没有进展，但偏偏这一次碰上了。 长途汽车站的视频监控捕捉到了被拐卖的一个小女孩的视频，但依旧无法辨认犯罪嫌疑人的图像。恰巧，嫌疑人在重庆出现时曾带着小女孩去了一家小超市。小超市用于防盗的摄像头留下了嫌疑人的清晰图像。随后遵义市公安局专案组组织在押人员对监控录像进行辨认，发现57岁的遵义女子万引娣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对她开展24小时秘密跟踪监视。 顺藤摸瓜，却又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远在奥地利，陈士渠指挥公安干警捕获了整个犯罪网络，直到最后把案件涉及的孩子送回到亲生父母手中。 进山抓捕 陈士渠回办公室打印一份材料的工夫，一位同事抓空跟他商量近期要召开的全国性的会议；电话铃声和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不到公安部打拐办公室，你不知道什么叫分秒必争。 大概一半的时间里，陈士渠不在办公室里办公，而是在各地指挥办案。除了跋山涉水、舟车劳顿、昼夜奋战之苦，于他而言，还有着无法预料的危险。 今年3月，在公安部的部署下，云南省公安厅联合当地警方终于在大关县将一团伙连根拔起，李显彩、宋仁翠等骨干团伙成员悉数落网。通过这次公安部打拐行动，遍布21个省市的5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也被一并铲除。 陈士渠在整个案件的最核心—云南省昭通地区大关县的指挥部，3月1日20时，专案组要上乌蒙山抓捕。 "乌蒙磅礴走泥丸"，毛主席1935年的《长征》写的就是乌蒙山啊！”陈士渠爱好诗词，没想到讲述到此，还能和上律诗。 犯罪嫌疑人居住在乌蒙山山头，“易守难攻。”白天从山下上来的所有车辆都在他视线范围内，“一旦发现警车，嫌疑人就会翻山而逃。” 大关县地处昭通地区腹心地带，历来为滇川交通要道。乌蒙山没有机动车道，只有平时村民用来走路的、平均宽度在两米左右的盘山土路。对于公安干警来说，这意味着步步惊心。最重要的是，这一天的天气很不配合，下午开始就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 “这种条件的山路，只能找当地的老司机，还要四轮驱动的车才能上去。公安局两轮驱动的车太危险，万一打滑，就会摔入悬崖。”陈士渠说，山路险：右侧是山体，下了一天的雨，随时可能有落石；左侧是深渊，根本不敢往下看…… “全国统一行动，定在了晚上10时。犯罪嫌疑人很狡猾，如果不统一，第二天相互通气，一人被捕的消息马上传开，其他人就会继续流窜。”讲这话的陈士渠，用手重重地在桌子上敲了两下。 山路漫漫，四辆车雨夜上山，开始了全国统一的抓捕行动。每一辆车都打开了车灯。淡黄色的灯光成为提心吊胆的前半夜里干警之间唯一的安慰。陈士渠坐在第3辆车上。 上山没多久，第4辆车的灯光逐渐落下。随行的央视摄像师打开镜头盖准备拍摄，被司机制止：“我开车已经是绷紧全身了，你先别拍了，镜头来回摇晃干扰我视线，我不能分神。”摄影师收起镜头，全车人屏住呼吸，密切注视着黑暗里可能发现的一切。 忽然，陈士渠问道：“第4辆车的灯光怎么不见了？”“也许是不敢开快，一点一点往上开呢，应该没事吧。”随行的当地民警说。 司机第二次开口：“你们最好还是跟他联系一下。在这种路上汽车一打滑，掉下悬崖一点动静都没有。” 万幸如人愿，那辆车是因为道路艰险落在后面。车上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上山抓捕很顺利。嫌疑人说，怎么也没想到，下着小雨，公安民警居然敢冒着坠崖危险进山来抓他。 抓捕行动来回共用了7个多小时，扣人心弦的这一夜终于过去。陈士渠和抓捕组民警驾车回到大关县公安局，已是凌晨3时多。大家鞋上沾满泥，衣服潮湿，又累又饿，围在值班室的火炉边，人手一盒煮好的方便面，吃得很香，陈士渠请同事帮忙拍了张照片，发在了微博上。 没人能想象，在这张照片之前的几个小时里，以秒计算生命的经历；更没人能想象，战斗在打拐一线上的民警，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 打拐办主任的三把火 “你有多少粉丝？”我问。 “你等等啊！”陈士渠放下刚刚接电话的手机，从右口袋里拿出另一部手机，“新浪上是……484万多，腾讯上是……153万多，零头就先不算了。”之所以停顿，是因为要停下来数位数，“两数相加是638万多。这里面有受害人相关的亲属，有志愿者，还有一些热心人士。” 638万是个什么概念？200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总人口数为617万。如此庞大，以至于陈士渠也无法想象这个数字背后的结构。 在陈士渠看来，微博打拐只是一种手段，事实上，包括QQ群、网站等多种现代技术手段都被应用到打拐的“战线”上来。 到打拐办这个新机构赴任之前，陈士渠在公安部办公厅工作。2000年，被抽调参加第4次全国打拐专项行动后，陈士渠撰写一篇论文：《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形势与对策》。他在文中提到，当时打拐工作存在的两大困难：一是“基层公安机关打拐经费困难”；二是“安置、遣返工作难度大”。 同时他总结道：“公安部在全国开展的打拐专项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专项斗争只是权宜之计，如何建立健全科技含量高、信息传递快、责任落实、协作有效，能够及时发现和打击人贩子，迅速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打拐新机制，已成为全国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 7年后，陈士渠成为了这个“新机制”的责任人—2007年，担任公安部领导秘书工作4年有余的陈士渠接到了一份任命通知，担任公安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主任。 上任后，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对拐卖犯罪形势和打拐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开展为期半年的调研。 在对打击和防范中存在的问题逐条梳理后，陈士渠开始了第二项任务—主持起草《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草案。这个计划从政策层面上解决了反拐的治本问题，即综合治理。计划于2007年底对外发布，2008年元旦生效。这份国家级反拐工作指导文件，确定了此后5年中国反拐核心内容，涵盖预防、打击、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复、国际合作等反拐工作的各个领域，并首次提出“建立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第一个国家反拐行动计划执行完毕后，2008年下半年，陈士渠又主持起草了《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进一步强化了反拐打拐工作。 尽管有着过硬的专业素养，但初任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依然感到拐卖线索十分难寻。“为搜集更多拐卖犯罪线索，唯有充分调动民间的力量，警民联手。”陈士渠说。就这样，他开始第三项，也是最难的任务—在民间寻找线索。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宝贝回家”。“宝贝回家”是吉林通化市张宝艳夫妇创立的一个民间公益网站，专门致力于帮助失踪儿童、被拐卖儿童的父母，找回他们的孩子。 2009年1月，陈士渠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宝贝回家”QQ群，昵称“志愿者007”，专门搜寻妇女儿童被拐卖的线索。 两个月后，陈士渠看到了来自民间的巨大力量，也验证了“警民联手”的威力。于是，他决定公开身份，与志愿者联手打拐。 一时间，会员遍布全国的“宝贝回家”QQ群，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个来自北京的公安部打拐办主任身上。他还像两个月前的“志愿者007”一样经常和家长沟通。就这样，来自民间的线索为陈士渠指挥各地侦破拐卖案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让无数家长看到了来自国家公安部的办案决心和工作成效。 我和他们一样感同身受 在公安部打拐办里，每天有多达50条线索是通过网络等渠道搜集的。“随着打拐的力度加大，拐卖案件发案数量大幅度下降，破案率显著提升。”说这话的陈士渠终于轻松下来。此前他刚刚接到了一个案情汇报的电话，眉毛几乎挤到了一起。 打拐反拐长效机制还在逐步完善。尤其是后续安置的工作，如今已交由民政、妇联等部门处理，警方可专心于抓捕犯罪嫌疑人和解救被拐对象，而不会出现民警自掏腰包给受害者买票回家的现象。 身在公安部的打拐办，陈士渠却一直在担心着千里外的案件，“因为我也是父亲，和受害者的家长一样感同身受。” 2010年“失踪孩子彭浩回家”一案，警方根据照片对比确认，最终在新疆乌鲁木齐擒住罪犯，解救了小彭浩。 “被解救的小彭浩一直在睡觉，迟迟未醒，后来才知道是被犯罪分子喂食安眠药所致。我也有孩子，当时看到彭浩真是心如刀绞。” 经手的案件多了，陈士渠阅尽悲欢离合，但始终对罪犯嫉恶如仇，对被拐儿童满怀深情。“拐卖犯罪危害罄竹难书，必须铁腕打击，严惩不贷！绝不放弃查找解救每一名被拐儿童！” 担任打拐办主任的6年时间里，陈士渠和全国打拐民警一起，解救了10万余名被拐妇女和儿童。每一次看到亲人团聚，陈士渠的感动都会化解一切劳累：“这是对我以及和我奋战在一线的民警们最大的安慰，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有意思的是，有寻子家长在微博上问陈：“（打拐办主任一职）一般可以连任吗？大家知道了会很舍不得您的，对您熟悉了习惯了有感情了。”陈答：“打拐办主任不涉及任期。请你放心,在任一天，必定恪尽职守。” 陈士渠很少有时间陪儿子，但一次无意中看到儿子的作文，有一句话让他感动了许久：“虽然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每天看见爸爸，但是我敬佩爸爸，因为他是在帮助其他没有爸爸妈妈的小朋友找到亲人，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老爸"。” 儿子有时守在电视机旁，观看陈士渠指挥各地公安机关侦破拐卖大案要案的节目。耳濡目染，他从小就志愿当一名人民警察，像爸爸一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希望世界上的孩子都有幸福美满的家。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请点击下面的“分享”按钮，将此找人寻人的寻人启事信息扩散到全国各地，或许您的一次举手之劳就会促成一个家庭团圆！再次感谢您的善举,好人有好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