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句打击大家的话，其实，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比起三哥家的歼敌者号核潜艇强不了多少，下水的时候也是没有装反应堆的。
当然也没有导弹(因为那时的攻击核潜艇都没有导弹，不过鱼雷管够)
不爽的话请往下看中国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小秘密!
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有两个美谈：一个是陆上模拟堆，一个是木头潜艇。其实啊，这两条很怀疑是山寨的美帝“鹦鹉螺”。因为：
1.STR—I型陆地模式堆满功率运行了24小时，有关人员认为成功了，但核潜艇之父海曼里科弗还是让模式堆满功率运行了96个小时，让模拟潜艇在海图上走到了英国。而且还建造了一个长约16米、直径约1米并装有小型机器的潜艇模型，把它放入水下经受爆炸破坏。
2.美帝也是搞了木头舱室，然后在里面试着安装设备。不过美帝应该用不着拿木头做一个整个的潜艇。
1958年，中国人第一次知道核潜艇，这时候“鹦鹉螺号”下水约四年时间。1958年10月上马，聂荣臻手里这时候有两张局部照片;核潜艇第二次上马的时候，聂荣臻手里多了一个美帝的玩具。
在这之前的1958年3月，TG和毛子开始合作搞长波电台。方案是苏联出技术，中国出经费人力，共同使用。
1962年，核潜艇下马，但是总理决定保留了一个50多人的研究室。
1965年春节，核潜艇上马。氢弹这时候已经紧锣密鼓好久了。
1970年7月，共军开始搞自己的模拟堆。
1970年太祖生日，核潜艇下水。(这时没有安装反应堆)
1974年八一，成军(这时已经安装了反应堆)
中国基本上是个pinyou国家，包括贫油和贫铀两个部分。最初对于铀矿的勘探是在新疆进行的，为啥子?因为有苏联的资料支撑。不过最后的勘探结果是中国第一块铀矿石在广西，第一个适合开采的铀矿在湖南郴州。
当年那些不科学不环保的东西，大多数在采矿、提炼这个阶段。
1958年4月，郴州的采矿工作开始。
矿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差。生活方面，矿工都是北方来的，当地又热又潮，蚊子极其凶猛，住只能住帐篷，睡觉是每人三块木板，来了不久就开始有流行病了
工作方面，矿井地下热水流很大，多年后当地老百姓冲厕所还用热水，可在矿井下面就苦不堪言了，只能忍受，那可不是现在的南非金矿。矿工的尘肺病情况很严重，尤其是早期。来自张家口的矿工侯启，留下遗嘱让医生在他死后把他的肺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发现，肺已经成了黑褐色，锤子都砸不动。
当年中国有两万多人的地质队伍在全国进行普查，可是和另一支队伍一比，这人数就太少了。湖南、广东、辽宁的农民采矿大军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这几个省的地表铀矿给来了个大扫除。
1958 年正规的铀矿和工厂都还没有影子，研究部门又等米下锅，于是宋任穷拍板，在广东搞一个土法炼铀的试点。关于这一点，苏联专家内部争论也很激烈，三局的总工建议走正规程序的，也有同意土法上马的，是冶金专家。这位专家的意见是当时中国既没有足够的不锈钢也没有塑料，工厂水平也不行，还不如上陶缸和木桶，过滤就用纱布。这么做环境污染和人体伤害很大，但是只有这样才能早一点拿到铀。有苏联专家还在私下告诉中国人，其实他们以前也这么干过。
其实天下土方法都差不多，中国人那时候已经木桶开始干了。其他方面呢：厂房惨了点，是茅草屋;粉碎惨了点，是大锤;滤布惨了点，是豆腐包;反应釜惨点，是铁锅;泵是没有的，需要人抬上去往下倒。后来全国铺开，也是这么干的。
虽然是土法，但是苏联专家还是很用心的，对手套、防护服、口罩还有废水处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给出了要求。即便是这样，苏联专家还是很看不惯这种污染环境的做法。
这么搞群众运动，污染严重、浪费厉害。这么出来的产品，俗称“黄饼”，有效成分含量只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而且各地产品差距很大。就这样产品，国家收购价比黄金都贵。
不过呢，1960年，因为六氟化铀的原料问题，有科学家去了湖南株洲，一个“黄饼”的集散地去考察，看到的情况让他大吃一惊。黄饼就堆在站台上，连盖都没盖，风干之后的黄饼都成了面面，一刮风满天黄尘，这可是比黄金还贵的东西，而且还能致命。群众对这方面的认识更为淡薄，有的商店边卖东西边收购黄饼，有人边吃饭边干活。得了，第一个任务先搞宣传吧。
黄饼回来了，搞二氟化铀、四氟化铀的生产吧。窗户上玻璃都给腐蚀毛了;生产的人鼻子都是绿的，鼻子里面也是;搅拌靠的是人和木头棒子。就这样，1960年11月，搞出了2吨二氟化铀;以此为原料，1960年12月，搞出了80公斤四氟化铀。
更不环保，那就要说饥饿的基地了。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1960年12月的告急电报说：三万多人的厂子，粮食就够吃三天的了。第二个月，再次告急：气温零下25.5度，煤只够第二天的了，调给他们的煤路上被卸走一大半。
当时有因为到厨房帮厨多吃了21个馒头被处分的，还有因为妻子带着学生去捡发臭的咸菜被牵连的，还有因为从食堂偷揣了两个土豆而在大会小会上点名批评的。
中央当时也有意见，要他们撤，除了留守的，人赶紧撤出来，先保人。但是厂长不同意，这个厂，很多东西不能停，一撤，再开起来就难了。
那时候因为饥饿跑了很多人，酒泉那里连企业带施工队跑了五千多人，跑到半路有的缺吃少穿有的就不行了，厂子里赶紧去救，去埋。因为跑掉的很多都不是正式工人，结果好多人死了也不知道，厂子毕竟不可能每一个都能照顾到。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发枪、发子弹，自己去打野物。
导弹基地，孙继先的副司令李福泽因为一个团的部队把几十公里的沙枣林叶子给捋光了，被刘亚楼叫到北京一顿批。回来之后，把团长叫过来批了一顿，团长说了一句话“沙枣叶子磨成粉，可以掺着粮食吃……”
总理批给导弹基地的粮食专列，在车站停靠加水的时候被饥民哄抢，押运士兵鸣枪都不管用。李福泽忍痛下命令，把粮食卸下来分给当地百姓。押运官兵不解为何把救命粮卸下来，李福泽电话里说：“不要说啦，执行命令。”(PS：西北人民太苦了)
在这么困难的时候，李福泽仍然尽可能照顾苏联专家：从哈尔滨找西餐师傅，给文工团做和苏联专家跳舞的思想工作，掂着酒精兑水去灌专家。
来之不易，倍加珍惜。
海曼里科弗在中国导弹核潜艇成功发射之后，来中国参观访问，并成为了第一个登上中国核潜艇的美国人，也可能是第一个非中国人。
里科弗在中国期间，提出了一个要求，要看看中国的水池子，并表示这是中国人和他谈美国核潜艇当时发展情况的条件。老头很傲慢，毕竟他是核潜艇之父。他表示，全世界的潜艇和水池子他都看过，中国的当然也要看。中国人不让他看，最后官司打到了胡耀邦那里。胡耀邦表态：可以看，做为对等，我们也要看他们的水池子。
这个水池子是什么个东西呢?咱看看美国人发射第一发潜射导弹之前的实验。
美国是在没有前例可循的情况下开始研制北极星—1A潜射导弹的。在对该型号进行首次潜艇水下发射试验以前，美国海军总是充分验证水下发射方案的可行性。首先做缩比模型水下弹射试验与全尺寸模型水下弹射试验。接着在陆上和舰上用发射管弹射模型弹，再利用“华盛顿”号潜艇从水下弹射模型弹。然后，用装有真实第一级发动机的模型弹从水下进行发射管弹射试验。与此同时，按两个试验阶段对导弹做了几十次陆上发射与舰上发射的飞行试验。第一阶段发射了十多枚试验弹，然后改进导弹设计，扩大试验项目，进入第二阶段：从陆上和舰上发射了几十枚研制弹。这样，1960年7月的首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一举成功;不到三小时，第二发也成功。
当潜艇在几十米水下发射导弹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意外，导弹飞上去几十米，然后掉下来，把潜艇给砸了，这是个必须验证的问题。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美国人搞了无数型号的核潜艇和导弹，水池子又不止一个，完全可以随便找个给中国人看;中国人这时候的中国导弹核潜艇可就这么一个东西。看似很平等的条约，不是很平等哟。
这个水池子么，要足够大，足够深，上面的平台足够高，水面上的高度和水面下的深度都是几十米，池子里面必须是直上直下，不能有坡。
那时候总工黄纬禄全中国的转悠，抚仙湖、青海湖全给否了，因为在水下施工难度太大了。人工挖个池子，好似工程量也很大，中国人花不起那个钱。
黄纬禄苦思之下，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南京长江大桥。这玩意上面的条件全部满足，测试平台也好办，直接把核潜艇开到长江大桥下面去就好了，还省掉了一大堆模拟实验。
黄纬禄，这个中国第一个见到导弹的人，把这个思路汇报给了钱学森，这个中国第一个研究导弹的人，钱学森拍案叫绝。叫好归叫好，出了问题可黄纬禄有得麻烦了，这可是前无古人的思路。
在巨大的压力下，某年8月，黄纬禄走上了南京长江大桥。为了配合实验，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下令大桥宵禁三天。
好酒的许世友要请黄纬禄喝酒，一来这是南京的骄傲;二来他们为国家省了几亿，那是一般家庭月收入三十来块时候的几亿。黄纬禄很坦率：实验不成功，这酒喝不下。
实验一次成功，重复试验全部成功。黄纬禄后来有没有喝酒去不知道，当时他喝了一口长江水是确认的。
